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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传统道德的挽歌——《驿站长》赏析

郑州大学文学院 高瑾 石卉

本文系郑州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2014XJGLX032)阶段性成果。

《驿站长》创作于1831年,是俄国作家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人选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外国小说欣赏》“旅途与人生”部分,翻译者水夫。小说主人公维林是一个驿站的站长,为人忠厚善良,但由于身处社会底层,备受压迫和屈辱。女儿杜尼亚是他悲苦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她年轻貌美,聪明伶俐,深受过往驿客喜爱,后随一个年轻的骠骑兵大尉明斯基离开驿站,维林虽尽力寻找,但苦于对方的权势和阻碍,始终无法和女儿团聚,最终苦闷而死。杜尼亚并没有如父亲所想的那样被明斯基抛弃,而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等她重归驿站,迎接她的不再是父亲的拥抱,而是一座凄凉的孤坟。传统评论认为,《驿站长》开辟了19世纪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普希金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对维林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这部仅有八千多字的短篇却给人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普希金在小说中详细描述了《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如果作家仅仅是想表述小人物悲惨的命运,那么为什么给杜尼亚安排了一个如此完满的结局?如果让她最终被明斯基抛弃,小说岂不更具有批判性?我们认为,《驿站长》不仅仅是一部批判社会之作,更是涉及到了传统道德的主题。作为父亲的驿站长,固守着人类最为可贵的亲情;作为女儿的杜尼亚,虽然纯朴善良,却也羡慕富贵生活,为了爱情和富裕的生活舍弃了亲情。在这个作品中,普希金触及到了一个主题:古老的传统道德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已经松动了它的基石。

普希金笃信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宗教情结。他认为:“《圣经》是真和美的总结与体现,是他及他的文学主人公们与邪恶斗争的一种力量。《圣经》的形象、故事、情节、人物成为其许多作品的母题、动机和来源。”在《驿站长》中,“浪子回头”的典故是通过“图画”的形式来呈现的。文中写道:“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就欣赏起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来。画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幅画上画着两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给一个样子浮躁的青年送行,青年人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口袋金钱。另一幅画以鲜明的线条画出这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围着他。再往下,这个把钱挥霍尽了的青年人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且和猪分食: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伤和忏悔。最后画着他回到父亲那里。仍旧戴着尖顶帽、穿着长袍的慈祥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牛犊,哥哥向仆人们询问如此欢乐的原因。”普希金详尽描述这幅画有两层含意:一是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教义在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维林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这也为他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二是这幅画中的父子生活和维林父女的人生轨迹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对比,普希金表明了对传统道德丧失的一种失落感。

维林和画中的父亲极其相似,慈祥、宽容。他是传统观念的守望者,相信“父母在,不远游”,相信“浪子必然回头”,相信只有亲情之爱最无私,能给儿女最安全的保护,即便在困境中也能不离不弃。妻子过世之后,老站长和女儿相依为命,他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我这个老傻瓜,对她看也看不厌。有时,连喜欢都喜欢不过来。”当女儿和图中的“浪子”一样为了自我的生活舍弃父亲和亲情时,维林和图中父亲的表现大相径庭。图中的父亲是一个等待者,而维林是一个执着的找寻者。图中的父亲家境优越,他对浪子的归来比较自信,但维林身份地位低下,对女儿归来始终有一种不确定感。当他决定去找寻女儿时,心中想道:“也许,我能把我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这个“也许”道出一个弱小者的无助,一个父亲的至真情感。维林在彼得堡一共见到明斯基三次,每次都是乞求明斯基归还她的女儿。“大人!……请行行好吧!……请您把我可怜的杜妮亚还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平白无故地毁了她吧。”明斯基断然拒绝了老人可怜的要求,并许诺能够给杜尼亚幸福。当维林最后一次见杜尼亚时,杜尼亚正如明斯基所说的那样过上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杜妮亚穿着极其华丽的时装,坐在他的安乐椅的扶手上,像女骑士坐在她的英国马鞍上一样。她深情地望着明斯基,把他的乌黑的鬈发绕在她的闪闪发光的手指上。”驿站长惊叹女儿的美丽,但随即又一次被明斯基赶出家门。从此驿站长放弃了寻找女儿,孤独终老。

读者读到此处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杜尼亚过上了比较幸福的生活,为什么维林会如此痛苦?首先,维林的痛苦来自他对传统观念的固守,他的固守说明在普希金生活的时代,虽然西欧文化急剧涌入俄国,但社会底层的人们仍旧保持了对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虔诚。维林始终相信传统,相信家才能给迷途的浪子归宿感和安全感,而杜尼亚注定会被明斯基抛弃。“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被过路的浪子勾引的,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她弄去供养一阵,然后就抛弃了。在彼得堡,这种年轻的傻丫头多的是,今天穿绸缎,穿天鹅绒,可是明天,你瞧吧,就会跟穷酒鬼在一起扫大街了。有时候一想到杜妮亚也许会流落在那边,就不由得动了罪恶的念头,希望她早点进坟墓……”其次,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维林也朦胧而痛苦地意识到,亲情在物质和权势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他彻底放弃了找寻女儿的打算。而普希金通过维林的找寻、放弃、酗酒和死亡一方面表现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人的欲望对传统观念和亲情的冲击。

传统评论认为,杜尼亚是被明斯基“诱拐”走的。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杜尼亚离开父亲虽有万般不舍,但她是自愿跟随明斯基走的。小说中的杜尼亚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伶俐,驿站的生活使她见多识广,懂得人情世故。文中写道:“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当明斯基生病时,杜尼亚悉心照顾,明斯基不时握握她的手表示感激,青年男女的情感慢慢滋生。当明斯基离开时要求带杜尼亚一段路,杜尼亚犹豫不决,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无法取舍。但最终杜尼亚还是离开了相依为命的父亲,爱情战胜了亲情,“给他驾车的车夫说,杜妮亚一路啼哭,尽管她似乎自己情愿去的。”后来在彼得堡,当杜尼亚看到父亲闯入房间来找寻自己时,一声惊呼,晕倒在地。这一“晕倒”颇有深意,是惊恐还是痛苦?文本中没有任何叙述。从后来维林和杜尼亚至死没有相见的事实来看,多半是惊恐大于痛苦。虽然杜尼亚难舍和父亲之间的情感,可此时父亲俨然成为横亘在她和明斯基之间的一个障碍,在驿站受人欺侮的生活使她明白,父亲无法给她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甚至由于父亲地位低下,她连最起码的安全和尊重的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为此她舍弃了父亲、家园和传统,而维林最终也未能等来女儿。这一切正如明斯基所说:“她已经不习惯原先的处境了。”

《驿站长》的结尾颇耐人寻味,普希金一改当时俄国感伤小说“农家姑娘被公子哥玩弄抛弃”的故事模式,给小说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杜尼亚没有如父亲所料被人抛弃,而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她坐着漂亮的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来看望父亲。但此时迎接她的是一座孤坟,杜尼亚在坟前的恸哭和“浪子回头”中浪子的悔悟极其相似,但父亲却未能等到这一天。普希金在小说中没有哀叹维林的固执,也没有谴责杜尼亚的行为,在客观的叙述中反映了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同情之作,更是一部对西方文化和俄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作。19世纪30年代,俄国经历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起义,卫国战争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十二月党人革命起义促发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此时俄国的社会体制极其落后,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沙皇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企图在思想上控制民众的反叛,比如尼古拉一世提出所谓的“正统国民精神论”,颂扬俄国“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企图用宗教来遏制人们的反叛倾向。但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先进制度还是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俄国的传统体制和文化观念。普希金和19世纪的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徘徊在西方先进文化和俄国的宗法制文明之间。他热爱人民和传统文化,也深知传统文化和宗教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西方启蒙文化对人们思想和思维习惯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于19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强烈的个体意识激励着人们追求个人幸福,但对个性和自我的过分追寻却导致人们私欲的膨胀,引发家庭和伦理的悲剧。在普希金看来,《驿站长》中杜尼亚对爱情的追求是时代的产物,他在《别尔金小说集》中不止一次地刻画了这类女性形象,如《村姑小姐》中的丽莎、《暴风雪》中的玛利亚,受时代的影响,这类女性萌发了自我意识,开始大胆执着地追寻自我和爱情。这种追求在普希金看来是合理的,但他也隐隐地感觉到人对自我的过分推崇和传统道德之间的深刻矛盾,正是杜尼亚对亲情的背离导致了维林最终悲伤而死。1833年,普希金创作《黑桃皇后》,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思想,对人的私欲导致的可怕后果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在《驿站长》中,普希金触及到了19世纪初期西方文化对俄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普希金对传统文化的处境表现出一种隐隐的忧虑。

注释:

[1]任光宣普希金与圣经关系初探[J]俄罗斯文艺,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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